企业协同创新,从复旦到诺丁汉

讴歌解放战争时期广东五邑地区军民不屈不挠斗争精神的粤剧现代戏《山乡风云》8日晚在北京大学上演获得巨大成功。这是该剧继1965年在北京演出后,时隔42年再次晋京公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观看了演出,称赞“这个戏很好,剧情像广东音乐,步步高”。演出结束后,李长春亲切接见了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和全体演职人员,并合影留念。

尊敬的各位校友、各位嘉宾:为认真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积极落实教育部、财政部新近推出的《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作为浙江大学庆祝建校115周年的一项重要内容,今天,我们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举办浙江大学与企业协同创新高端论坛。首先,我代表浙江大学对大家莅临会议并贡献真知灼见表示衷心的感谢!刚才,大家从政府、企业和高校等不同视角、不同的层面,就大学与企业如何加强协同创新谈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而且在很多方面形成共识。第一,校企协同是构建创新体系的有效途径。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大学和企业是不同的创新主体,具有各自实施创新的内在动力和运行机制。但要破除现实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创新动力障碍,激发创新活力,必须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因此,寻求大学与企业间的协同合作,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进而提升我国的国家竞争能力的有效选择。第二,校企协同创新可以实现优势整合。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熟悉市场需求,精通生产、物流和营销环节,开发转化应用能力强,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系统的应用平台、实际的管理经验和资金投入优势;作为高校,具有智力资源集中、基础研究雄厚、研究领域高尖、多学科交叉发展等诸多优势。校企协同创新有利于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既可以克服企业技术创新风险,又可以解决大学创新资金投入不足,有效提升技术创新的可靠性,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第三,校企协同创新是更高层次的校企合作。校企协同创业不只是企业为高校提供技术需求信息、成果转化平台、人才实习培训基地,也不只是大学教师授受企业委托从事技术研究、开发和咨询,而是大学和企业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紧密合作,双方在人才培养、合作研究、队伍建设、平台建设等方面加强,其中很多都体现国家的需求,国家的战略以及行业、企业的核心技术。目标是联手解决面向行业产业发展的核心共性问题,解决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升行业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提升我们大学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科研水平,两者互利共盈。第四,校企协同创新重在体制机制创新。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独立法人,学校是以人才培养为根本的事业单位,二者在目标取向上存在一定的差别,在理念、思路、方法等方面也存在差异,同时,在校企合作中还必然存在技术风险、知识产权、资金使用、利益分享等方面的问题,需要校企双方首先要在合作体制机制上进行创新,来解决上述的问题。通过共建工程中心、研发中心等,为校企协同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和制度保障。所以,大学与企业协同创新,不仅是大学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社会责任,也是推动大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浙江大学长期以来利用学科综合、人才荟萃、成果丰富的优势,十分注重与企业合作,有许多成功案例。当前,学校正在积极抢抓机遇,在信息、能源、海洋、医学(生命)等战略领域开展前瞻布局,筹建创新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等重大平台,目的是进一步对接学术前沿和国家与区域战略需求,进一步加强与企业协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在全国率先做出品牌、创造经验。关于创新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省委、省政府都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大力支持,也引起了企业的共鸣,我们要积极探索,取得实效,实现互利双赢。我相信,有国家对于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制度环境和政策引导,有浙江大学全体师生、广大校友的聪明才智和共同努力,有行业企业等社会各界朋友的鼎力支持与密切合作,浙江大学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与企业协同创新、合作共赢的新路子,为全面服务于创新型国家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最后祝各位校友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谢谢大家!(根据现场录音整理)2012-04-21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今天非常高兴到浙江大学。刚才主持人介绍了我与浙江大学的关系,讲到我的哥哥杨福榆,他是1950年从浙江大学化学系毕业,1991年我们俩兄弟同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主持人还不知道我的姐姐是浙江医学院毕业的,毕业以后到福建省立医院去工作,她在福建那边也是数一数二的名医,他们都是这片土地上教养出来的。我刚才向金德水书记表达我到浙江大学来的一种感恩的心。复旦大学所以成为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是帮了大忙的。实际上,1952年复旦大学是没有什么名气的,与浙江大学完全不好比的,但是你们一大批的教师都到了复旦大学。讲堂给我的题目,是“从复旦到诺丁汉”,又因为听讲座的基本上是物理的老师和同学,所以希望我在题目中还显示出与物理有关系,所以加上“物理是桥梁”。我个人觉得,理科学生可以听理科方面的报告,也可以听非理科的报告;文科学生可以听文科的报告,也可以听非文科的报告。我提一个建议或者劝告,作为一流大学的学生,要淡化专业。我给复旦物理系的人讲,如果有100个人来学物理,最后能够留10个人真正搞物理已经不错了。其他90个人,可以不搞物理,或者讲应该不搞物理。世界上很多有贡献的人,他是物理出身,但最后并不重视物理。这算我的开场白吧。我在复旦生活超过半个世纪,当然对复旦很有感情。当时,我进复旦的时候,学校的风气是非常积极的,我希望今天的大学也能够把育人是放在第一位。但是很遗憾,现在很多学校包括有名的大学,没有做到这一条最基本的东西。看这张在浙大拍的照片,王福山是获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的国家二级教授,系主任,我进复旦的时候他上我们的普通物理。旁边的卢鹤绂先生是院系调整时从浙江大学到复旦去的,他是我的先生,带我论文的。我先讲一个故事。我进复旦,第一次考试,是口试,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向苏联学的,从笔试过渡到口试。因为是第一次,想起到一种示范的作用,有很多教师来听。我一进考场,大吃一惊,这么多的老师考我一个人。心情很紧张,没有考好。当时没有想到呢,王福山先生亲自找到我——上海话叫“小不拉子”,对我说,我知道你学的不错的,你今天紧张了,没考好,不要紧张,你下次一定会考好。一个小不拉子碰到这样一个大师,这两句话对我是非常非常受鼓舞的。第二次考试,是考俄文,一对一考的。这个俄语老师第一句话就讲,我知道你第一次没考好,你别紧张,今天你会考好。这件事情告诉我什么呢?说明老师之间都有通气的,一个学生的情况马上反馈给了其他老师——这种师生关系,我一开始在复旦大学就感到了。卢鹤绂先生后来调到北京从事原子能工作,1957年又返回复旦大学。1957年暑假,他就给我们上原子核的理论课。有一次,我在听他讲课的时候发现,他在黑板上写的一个方程好像有点问题。当时,我这个小不拉子是不敢举手提问题的。课后我就告诉一个助教,说这个方程好像有点问题嘛,你来看看我的意见是否正确,结果他就向卢先生报告了。卢先生就把我请到他家里,他对我说,你讲的是对的,这个使得我颇为感动。你看,这么一个大教授,一级教授啊;而且更感动的是,他住在二层,把我送到楼下。我说你别送了,他说“我是散散步的”。这是我生命中间第一次有这么大的人物送我下来,说“散散步”的。这样的礼遇有三次。第二次,我到北京去见很有名的钱三强先生,钱先生把我送到汽车站,当时也是一句话,“我是散散步的”。几年前,温家宝总理把我请到他在中南海的二楼办公室,会见完了,他也把我送到楼下,也是一句话,“我是散散步的”。卢鹤绂先生后来就收我为他的学生,最后一学期做论文,卢先生就带我做论文。他出了一个题目,说,三个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原子核的壳层模型的新理论,这个模型很灵,把实验都解释了,你是不是可以从最近的高能物理的散射实验结果,想法子从另外一个办法来解释解释,这是一个非常前沿的课题。一级教授就是一级教授,他不是出一个题目保证做得出来让你练习练习,他给我出的题目是前沿,做得出做不出他也不知道的。我花了很大时间,结果有一天,有种灵感来了,早晨三点钟醒来,突然想到我有一个办法写出一个数学来描述这个实验结果,但是继续往下做,才发现,他这个题目做不出来了,我不可能做出这三个人做出的结果。但是凭良心讲,我对他们三个人的理论是真正懂了。卢先生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他没有让你做一个大题目,一定做得出来的,而是让这么年轻的人去探索世界最前沿的东西,这对我非常励志。看这张照片,非常有历史意义。中间是复旦的老校长苏步青,也是浙江大学过来的。我1980年升为正教授,文革结束后1978年先升为副教授,1980年破格升为正教授。升了正教授之后,苏步青校长来找我了,他说,你现在是教授了,一定要去给学生上课。什么叫教授,教授是要又教又授的。1980年的时候,学校的风气已经开始不好了。我也是靠论文升为正教授的,靠过去的研究成果升的,基本上没上课。苏步青校长说过后,我感到是对的,就去上课了。上课的结果,是今天总算出了一本书。没有上课,是出不了教科书的。我觉得,不要认为上课就是输出,这个观点是不对的。教授上课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碰到很多年轻人,你可以从年轻人身上学到非常多的东西。我教的课对我来讲很简单,不必备课,那我的时间花在哪里?因为上课时,我问同学们有没有问题,没有人敢举手的,他们即使有问题也不问我的。他们没有这个习惯,我也不能勉强。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给他们出一些思考题,每堂课结束后发给大家,愿意回答就回答,不愿意回答也可以,结果有很多人给了我回答。在这方面,我花的时间比备课的时间还要多,就是看这些思考题,我学到了很多,同学们也得益很多。一些后来成为我比较得意的学生,都是当时非常积极回答思考题的。这张照片的人物是王零,复旦大学当时的党委书记。我非常相信,在社会主义的国家,是需要党委书记的。宁波诺丁汉大学党委,就是我建议必须设立的,不像有些学校,不要党委书记。我感到党委书记非常重要,当然要是优秀的党委书记,王零就是优秀的党委书记。1958年的一天晚上十二点半,我们正在为分离同位素建立实验室碰到的困难而苦恼的时候,他进了实验室了。听说我们碰到了很难解决的问题,他说,行,明天八点钟到我办公室来。第二天,我进到他的办公室,发现他把学校有关单位所有的负责人都请来了,他对我说,你发言,你要有什么说的?我讲了几条条,都一一地落实,这个实验室就建起来了。这就是党委书记的作用。我24岁的时候,就是毕业两年,是助教,学校破例任命我为当年新成立的原子能科学系的副系主任,开了先例。当时成立了原子能系,王零亲自担任系主任,凭良心讲,这个系主任是挂挂名的,保证要什么他会给你什么。一个学校,不给年轻人机会,是没有前途的。王零同志是非常懂得怎么关心年轻人的,我从他身上学到不少。复旦大学在1993年任命我为校长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是要给年轻人创造机会。第二呢,我号召所有的博士生导师、著名的教授,全部去上一、二年级的课程。在世界一流的大学,都是这样的,一流的教授都得去上课的。这是给我的第一个启示,也告诉大家,一个人的成功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其中“机遇”也许最重要,但从它的本质来说,也是最难驾驭的。这是李振道讲的,很有道理。第二,谈谈我的丹麦情。丹麦是向中国开放的第一个西方国家。1962年,丹麦签订了西方国家和中国的第一个合作协议,第一次有新中国的学者可以去西方留学了,1963年我到丹麦玻尔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从事核反应能谱方面的研究。你们恐怕没有想到,当时我被选上的时候,英语开不了口。就把我们送到北京学习,许国璋考我们。怎么考啊?我站起来,他把书给我,叫我念一段给他听听。我就念了,念完了他没响。后来一组组长传达了,说我们念出来都是破句,根本不懂,想半年通过国家考试,我看两年就不错了。当时我们同班有一个同学,叫陈佳洱,我与他讲,我们的英文不见得有这么差吧?我们不就是开不了口吗,那我们俩进班就讲英文了,中文不讲了。结果过了五个月,国家正式考试,我们两位都通过了,拿了个四分,其实三分就可以通过了。我们班四十个人只通过了四个。这给我的教育是什么呢?就几个字呢,就是尼克松的人生哲学:never give up。这是我在丹麦通宵做实验的照片。应该说,我第一次进实验室也蛮紧张的,因为加速器的时间都给你了,万一仪器坏了,修都来不及。没想到下午五点钟,一个工程师来了,他说,我知道你今天晚上要做实验,我给你准备了10个最容易坏的零件。结果实际上一个都没有坏。过了一年不到,是我一生中间蛮重要的时候,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预告的一个状态,我找到了!经历过很多失败后看到了成功,这个时候的喜悦啊,没有经历过是不能体会的。在座的研究生,或者想做研究生的,如果你在做研究生的阶段没有这么一个愉快,那么你这个研究生是白做的。这是给我的第二个启示,要想成功,必须要有艰苦奋斗。要有成就,不管你多聪明,不管你机会多好,必须艰苦奋斗才能够做出来。我有一个结论:大学要有优秀的学生。大学有没有优秀学生,以及他们能否在一流的教授激情的指导下,在人文、科学技术的前沿探索方面,或者在为社会服务方面,以极大的兴趣和好奇心,日以继夜地努力奋斗,是大学能够成为世界一流的充要和必要的条件。大学是否一流,不看个人,不看排名,只要看看你的同学,特别是研究生,是不是在艰苦奋斗;吴建雄——中国的居里夫人,她讲过这样一句非常简单的话,什么是一流大学?礼拜六礼拜天晚上去看看,那边的大楼是否灯火辉煌?有一次有人请我去看剑桥大学,晚饭吃完将近十点钟,他让我去实验室看看。十点半进实验室,15个研究生,一个不少全部都在;沈志勋——斯坦福大学过去三四十年毕业出来的最有成就的物理学家,除了诺贝尔奖没拿其他奖都拿了。他告诉我他们学生一个礼拜工作140个小时。我不大相信,去找学生问,说下来一点不错。为什么他这么在拼?他说,你看看我的师兄,都拿过诺贝尔奖的。就是我不拿诺贝尔奖,我拿斯坦福的文凭都是感到很荣幸的。更重要的,在这些老师的带领下,我对这些研究真有兴趣。兴趣,好奇心,在老师这么积极的帮助下,我就拼命的干,根本没想到再做的其他事情。我们一流大学的标志就看有没有这样的一批学生。如果浙江大学,往少数说,有一千个学生这么在拼命,不拿诺贝尔奖才怪呢。林海帆——复旦大学1982年毕业的最杰出的生物学家,是谈家桢教授的学生,现在是耶鲁大学干细胞研究所所长,这个位置,让当地的华人震撼!他现在领导了65个教授和其他人员500人。他的研究大楼巨大,六点钟开始,灯火不灭的。我进去看了,也找人家谈了,他们很多是哈佛大学来的,都是在日夜的奋斗。这样一个组织集体,怎么会不出成果?肯定会出成果的。艰苦奋斗,是我们今天的中国大学与世界的一流大学表现出来的最大的差距。再一个启示是“非宁静无以致远”。在林海帆的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宁”字,他说,要在宁静的环境中才能做学问,这句话完全是对的,我希望浙江大学也会给大家创造一个宁静的环境。想到“宁静”两个字我又想到于敏,他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他在出他的80岁的纪念书的封底就这么一句话:非宁静无以致远。所以要有所成就,必须要有宁静的环境。今天的环境与我当时出国很不一样,今天你们有的机会与我们有的机会是不一样的。六十年在国外,丹麦大使馆一位大使给我讲了两句话,我也奉献给各位同学,你们有机会出国也记住这两句话:广交朋友,了解社会。当时他说,实验室再好,你如果整天泡在里面,你白来了。这么远的路,你来到丹麦,不花时间去了解丹麦的文化、丹麦的社会,你不是很冤啊!更重要的,你现在这个研究所里有这么多人,30个丹麦人,50个外国人,其中有30个美国人,要交朋友啊。“广交朋友,了解社会。”他这两句话,对我一生有用啊!复旦的校训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看了校训以后,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每句话的第二个字“学问”,学问学问,学学问问。孔子也说过,每事要问的。浙江大学要成为一流的大学,其中必要的条件,要有很多的小课,有充分的机会,让同学提问题。爱因斯坦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过喜欢寻根问底,追求问题罢了。没有愚蠢的问题,同学们不要担心,不管什么问题,都允许提。没有质疑就没有创造。这是我办公室的照片,你看,到处留下讨论的笔迹。这张照片是一幅壁画,中间是两个人,一个是亚里士多德,一个是柏拉图,柏拉图是老师,亚里士多德是学生,两个人争论得面红耳赤,旁边有很多学者在思考问题,在讨论问题,在争论问题。有一句名言:“我爱我的老师,我更爱真理。”这是雅典学派非常有名的一幅画,老师与同学争论。老师也不一定有真理,真理高于一切,只要你看不对的地方,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去领悟真理。只有敢于质疑的人,才能使科学不断地创新。这张照片是一个八岁的小孩,他在耶鲁大学旁边的一个小学,受到两次很大的表扬。一次呢,是他在讨论会上提了八个问题,;更大的表扬是在一个老师讲故事,讲到一半,中间有一个字很复杂,老师怕大家听不懂,就写在黑板上,刚写完,这个同学举手说,你拼错了。老师就说了,真的拼错了吗?那我查一下字典。这个小孩下面一句话厉害,受表扬的就下面一句话:“我保证你错,不必查字典”,充满着这种自信。我们有些同学自信不好,不是一天两天能训练出来的,就依靠这样一种氛围,老师应该允许同学不断地去提问题,即使错的问题也不怕。最后一点就是讲走向教育。走向教育,我应该感谢谢希德校长。谢希德校长走路很不方便。我当时住在一个很老的公寓里面,又黑又暗的,100多米长。楼梯是破的。她走上破楼梯,走上100多米黑暗的走廊,来靠我家里。她说,你无论如何要进领导班子,这下我真的被感动了,所以就进了。进了复旦大学的领导班子后,1993年做了复旦大学的校长,1996年做了世界大学校长联合会的中国代表,我代表世界大学联合会去参加了联合国召开的研究21世纪大会。后来我想,单单参加国际组织不够意思,应该有我们自己的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1997年,10个学校校长,包括浙江大学的潘云鹤校长,我们7个内地的大学,3个香港的大学,组成了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你们问我为什么会到英国去做校长?都是这些机会给我的,至于英国的公报里面讲,什么最优秀的校长那差远了,什么最优秀的科学家也是牵强的——是我被认识,怎么认识的?我说《物理之桥》,这本书使得他们了解我。这本书是美国的McGraw·Hill公司出版的,是我与哈密根两个人写的。我1999年被授予英国诺丁汉大学的荣誉博士,拿荣誉博士的时候发表了一个演说。没想到过了两年呢,我穿上了他的黄袍了,当时最使我自豪的是中国的国旗在英国的校园里第一次升起。有一次,在台下听我演讲的一位华人领袖,他请我和一批华商吃饭。他对我说,你懂不懂啊?1960年前,我们来这里时候,人家叫我什么?叫我“清人”——我听不懂什么叫清人,清朝政府的叫清人?现在真正的华人带上了这个学校唯一的一顶金顶帽。这位华人领袖讲这些话的时候是流眼泪的,所以我感触很深。中国变强大了。所以,我们都应该有个梦,这个梦就是让我们的国家更强大。我最后一个梦,是把宁波的诺丁汉大学办成世界一流的。这个梦应该说距离还很远啦。但是宁波的速度很快啊,2003年开始有想法,2004年开始建设,2005年就建得好好的了。我讲过了,最大的特色就在这。那么,它的核心概念是什么?我告诉过所有的同学们,你们进大学最重要的发现自我。人的头脑不是用来被填充知识的容器,而是被点燃的火种。我就简单说两句,人无全才,人人有才。人的区别不是在于你考的分数高一点,他考得分数低一点,而在于你的火种培养,怎么把你的火种找到了,你成功一大半。这张照片的学校是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这个名字听起来太差劲了,又不称大学,又不称学院。但我告诉你,这是最伟大的学校之一。世界上拿菲尔斯奖的52个人,美国拿了一半,法国拿了12个人。其中8个是这个学校拿的。这个学校的厉害,就讲到这句话:学校的任务是发挥学生的天才。学生都有天才,怎么把它发挥。哈佛大学讲过一句话:让进入哈佛的每一颗金子都发光。进哈佛的都是金子,我相信进浙江大学也都是金子,怎么使你金子都发光呢?温家宝总理去年有一段讲话,道理是一样的:智育不是简单的灌输知识,而是点燃人心智的火焰,把受教育者内在的潜力开发出来、启蒙出来,让学生积极主动的去追求新知。发现自我是首要的。奥巴马有一篇演说,非常有名的演说。他讲了这么些:responsibility。讲到政府有政府的责任,老师有老师的责任,家长有家长的责任。学生的责任在哪里?我没想到,我真没想到它会是这样一段: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每个人都会有所作为和贡献,发现自己,发现自己的潜能,就是你们自己的责任。我很少见一个总统会把这个提高到,教育给了你们发现自己的机会。他说,你认为自己有没有天才做总统阿?你有没有天才成为参议员啊?如果你有这个想法,有一个办法可行,拿就是去参加社团,去辩论。你有科学的火种,那么你去参加各种科学的社团,你才能发现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天才。所以说,浙江大学要成为一流的大学,除了第一课堂要搞好,一流的教师要上一流的课,一流的教师要从小班课引导同学们平时的讨论以外,还必须非常重视第二课堂。这个是哈佛的校门,我以这个校门来结束我今天的演讲。他们的校门很小,比不上复旦大学的,也比不上你们浙江大学的大门。但是他们的校门,有意思的是上面一句话,进入这个校门增长你的智慧。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学,能够有这个机会进入到浙江大学,能够让你的智慧,不断地增长。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根据杨福家院士2011年10月28日在浙江大学理学大讲堂的演讲录音整理,有删节,未经本人审阅。整理人:钱梦颖、赵博、金怡隽、杨吉光、许园锋、龙可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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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思卿、罗豪才,以及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党组书记于幼军,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广东省省长黄华华、省政协主席陈绍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欧阳坚,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胡振民,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梁国聚、许德立,秘书长杨懂,首都各界人士2000多人观看了演出。

我想让更多的孩子知道什么是奥运

粤剧《山乡风云》根据著名作家吴有恒的小说《山乡风云录》改编。该剧塑造了刘琴、黑牛、何奉、春花等一批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剧中一些唱段也已成为广为传唱的经典名曲。上世纪60年代初,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领衔的《山乡风云》演出团晋京公演,分别在全国政协礼堂、中南海怀仁堂、人民剧院等演出10多场,引起强烈反响,被称为“北有《红灯记》,南有《山乡风云》”,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观看,并接见红线女等演员。

核心阅读

为响应广东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广东省政协积极拓宽工作领域,创新民主团结载体,大力繁荣和发展传统岭南文化艺术特别是粤剧艺术。为此,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倡导成立广东省繁荣粤剧基金会,并决定重排经典粤剧《山乡风云》。 (记者林芳)

“如果我能担任北京奥运会的主火炬手,那就等于我拿到了一块奥运金牌。”2007年9月26日,国家女子体操队原队员桑兰在武定希望小学举行的迎奥运希望小学快乐体育运动会全国启动仪式上透露,她最大的心愿就是亲手点燃08奥运会主火炬,这也是她心中一直没向外界透露的秘密。当日,桑兰接受了本报专访。

 

虽然连日的工作非常累,但微笑依旧洋溢在桑兰脸上。她坚信参加公益活动是义不容辞的,只要能帮助山区的孩子了解到奥运知识、开阔视野就是自己最快乐的事。

大学 求学5年实现愿望

今年7月,桑兰苦读5年后,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其实桑兰的学习时间比同级学生多了一年。“这就是北大,你必须顺利通过各门功课的考核,北大不会因为你有什么特殊情况而开绿灯。”桑兰说。

早在上大学前,桑兰就有工作了。当一些朋友劝她无需为难自己去上大学。桑兰却表示,大多数同龄人都上过大学,自己也不应该放弃,让自己的人生经历缺少了一部分。

大学期间,考虑到她的情况,学校给她安排了一间一楼的宿舍。但出宿舍楼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台阶,为此她专门找人定做了一个木坡道。而整个上学期间,她做过最特殊的事情,就是给系里的老师打电话询问是否能将课调到一楼上。

工作 积极关注冷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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